發明治道源流，傳承儒家法政
——《原道》第29輯專題導言
作者：陸娓（南京師范舞蹈教室年夜學法學院博士生）
來源：《1對1教學原道》第29輯，陳明 朱漢平易近 主編，新星出書社2016年出書
時間：孔子二五六七年歲次丙申蒲月初旬日丁卯
耶穌2016年6月講座場地14日
一
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作為一名講授傳統法文明的青年教師，我卻時常覺得迷惑。在初始的光景中，我也許只是為教而教，但在輕聚會場地車熟路后，卻禁不住開始思慮“為何而教”的問題。事實上，我本身今朝還是一名在讀法令史博士生，也時常耳聞目擊對于本身職業和專業的疑慮。
帶著教與學的雙重迷惑，我請教了從事傳統法文明教1對1教學學研1對1教學討數十年，同時深度參與當代立法司法實踐的俞榮根師長教師。師長教師答道：“唐律自初創至完備用往近四十年時間，明朝用了三十年，清朝更是用了近百年才完成這個過程。假如從自漢而始的正統思惟的轉換時間來計算，歷時更是遙遠。可是，近年來有些學者卻認為，當今中國的法制已經趨于完備。從傳統的經驗來看，似乎并沒有那么不難。這就是我們教習傳統法文明的緣由！研習傳統，是為了傳承文明。”
“研習傳統，是為了傳承文明。”我似乎有所得，進而回念起錢穆師長教師的語錄：“斷斷無一國之人相率鄙棄其一國之史，而其國其族猶可以長存于六合之間者。”我國數千年弦歌不息的傳統文明絕非一揮而就，並且歷經千年風霜磨洗更顯光線殘暴。近年來時人倡言平易近族復興，但唯有傳承傳統方可復興中華。而我們每個人，其舞蹈場地瑜伽場地實都應當是傳統文明的傳承者。也許在歲月的星斗年夜海中，我們本日之教與學不過滄海之一粟，但恰是在此種薪火相傳與代際接力中，我們的文明得以傳承。在這個過程中，也許年夜部門人一輩子都是平淡而寂寞的，但我舞蹈場地們的盡力構成了文明傳承的基礎。這就是我們的文明任務，也是我們的信心源泉。
思慮至此，當《原道》輯刊征集第29輯專題時，我便不自餒于后學晚輩，自告奮勇提出以“儒家法政傳統的源與流”為主題組稿，以期為發明傳統治事理論實踐、傳承儒家法政經驗聰明略盡綿薄。此種設想獲得刊物執事與學界師友的鼎力支撐，于是有了這篇專題文稿。在進進專題之前，作為組稿者按例應有一番交接，于是我寫下瑜伽教室了這篇專題導言。
二
起首解題。所謂“治道”，即“管理之道”，年夜則治國平全國，小則修身齊其家，要旨不過乎公同事務之妥當處理，而內含著優良次序之尋求。我國傳統治道源遠流長，而以儒家管理主張為焦點，或許說，儒家管理主張構成了我國傳統治道的焦點代表。而儒家管理主張自己，是一個禮樂政刑綜合為用的整體，并不獨以法政為面相。是以，僅就“儒家法政”而言“傳統治道”，難免有矮化窄化之嫌。但考慮到傳統治道首在治國理政，治國理政要在良法美政，今時本日更以法治為治國之基礎方略，故仍以“儒家法政傳統的源與流”作為切進。同樣的事理，本篇導言“發明治道源流 傳承儒家法政”之標題實為互文之修辭，要在以儒家法政而管窺傳統治道，于治道脈絡而省思法政古今。
解題之后，再就傳統治道與儒家法政之源流略陳管見。
上古時代，堯舜開啟華夏治道統緒。歷山之典好像后世風草之喻，暗示了華夏治道的重“德”屬性，亦即德性先于政令，有德始有位，無德即掉政。三代之時，政令出于宗廟，管理之道“明德”而“慎刑”。此時“德”“刑”皆備教學場地，且“德”“刑”尚相通。東周列國，禮崩樂壞，霸道式微，“道術為全國裂”，百家皆以“治道”為焦點競相標榜爭鳴，此中以儒、法兩家影響最甚。
儒家治事理論是對上古“明德瑜伽教室”“明刑”治道的傳承與升華。儒家強調“德”，“德”為“為己之學”，以“親親、尊尊、尚賢”為體，此為“內圣”；而“內圣之德”請求統治者管理國家時“為講座場地政以德”，以達“正德、應用、厚生”三目，此為“外王”。“德”通過“禮樂”教導而成，遵“禮”方為有“德”，違“禮”即為“違法”，須通過“刑”進行懲罰。故而，后世多稱儒家治道之焦點為“德治”“禮治”“人治”。法家的治事理論則強調“法”在治國理政中的重要性與客觀性，“為政以法”，請求“不別親疏，不殊貴賤，一斷于法”，通過嚴刑峻法予以壓制，維護社會次序穩定。彼時另有主張“無為而治”的道家和“尚賢”“非攻”的墨家等，但其后世影響皆不如儒、法兩家。
公元前221年，贏秦統一全國，延續秦國自“商鞅變法”開啟的“法治”戰略，專任刑罰，嚴刑峻法，并在政治、思惟、文明上將其推向極致，終致“二世即亡”。漢興，統治者汲取前朝速亡教訓，恤平易近“苦秦久矣”，采用黃老思惟，奉行“無為而治”，以輕徭薄賦、約法省刑之治，“與平易近歇息”，社會經濟得以恢復發展。至武帝時，全國安寧，諸政待新，遂“舉賢良樸直”招納賢士。董仲舒對以“天人三策”，武帝納其所諫，“罷黜百共享空間家，獨尊儒術”，遂定儒家為正統思惟，傳統治道也由此上升到新高度。此時的儒家已有別于先秦儒家，其以先秦儒家治事理論為來源根基，兼采道、法、陰陽諸家精華，而樹立起一個新的治道思惟體系。由是，“禮法合一”成為接下來兩千余年中國傳統法政實踐的主題與基調。
歷經魏晉南北朝喪亂，隋唐重回華夏治道正統。李唐以“德禮為政教之本，刑罰為政教之用”，定“德禮”為治國之基，制武德、貞觀、顯慶、開元等多部禮典以為政事準則，又以德私密空間禮為原則制訂刑律，所成《唐律》“一準乎禮，得古今之平”，被奉為中華法系之圭臬，為當時各國所學習效仿。后世雖經宋、元、明、清幾朝政權更迭與社會變革，但以儒家治道傳統與法政思惟為主體的治國理政形式始終傳承延續，共享空間中國傳統治道也在二千多年的磨合下，漸臻完美。
季清以降，吏治腐敗、武威不在、列強眈眈。清廷憂于內外之困，自願引進西學，變法修律，傳統治道與法政形式開始發生轉變。在平易近族和國家存亡生死之際，志士仁人就治道改造展開劇烈論戰。尤其“禮教派”與“法理派”就法令應一味照搬東方還是應保存倫理綱常條款發生了諸知朝野的“禮法之爭”，雖然爭論中“禮教派”略占上風，但形勢比人強，自晚晴以致平易近國，法制近代化年夜潮勢不成擋，中華法系風聲鶴唳，儒家法政傳統日益式微，傳統管理體系也慢慢融化，國家管理開始進進“歷史的三峽”而艱難地朝著近現代東方式管理形式轉型。
1949年以后，同樣是西來的“反動式”管理之道占據中國歷史舞臺中心，在留下沉痛教訓后于1978年以來逐漸退場。三十年間，中國已經重回正常發展軌道，經濟建設已經成效卓越，文明重建的任務卻日益緊迫。
近年來，執政者提出了“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相結合”的管理原則。好像歐洲中世紀的羅馬法復私密空間興，被拋棄在“歷史渣滓堆”抑或陳列在中舞蹈教室“歷史博物館”中的國學又一次被從頭“發現”，中國傳統治道也日漸重回國人視野。但是，當代社會是以傳統中國德治為主會議室出租，還是以東方視野下的法治為主，亦或是從頭探尋一條適合當今中國的“德刑兼備”之道，各方各界卻爭論不休，甚至有驚呼“專制余毒”“逝世灰復燃”者。不成否認，當今中國無論是在管理結構還是管理內容上，都與傳統中國有著天壤之別，“拿來主義”式的照本宣科顯然已分歧時宜。但同樣不成忽視的是，現今中國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經濟飛速發展帶來了觀念上的異化，法令與品德時常背離，甚至常有“依法缺德”“依法亂倫”之窘境。是以，本日重提“法治”與“德治”相結合，其實是對中國傳統治道和儒家法政的再審視，是對中國傳統治道文明的重估與重構。其最基礎意義，在于回采傳統治道精華，傳承中華文明要義，并隨機應變的解決現世問題。故而，為國家安居樂業與長治久安計交流，作為中國優秀傳統文明傳承體系的主要環節與面相，儒家個人空間法政傳統以及涵攝更廣的中國傳統治道，著實應當加以認真發明與妥當傳承。
三
除本導言外，本輯專題研討以“儒家法政傳統的源與流”為主題，薈萃海峽兩岸、儒門內外之老中青三代學人縱論治道傳承與法政精義的10篇文章。
這些文章年夜致可分為總論與分論兩個板塊。歸納綜合而言，總論部門5篇文章重要觸及中國傳統治道與儒家法政傳統中的某些整體性問題，如禮法體系論，親屬容隱制，儒家法治觀，德刑辨證論和儒家正義論問題等。分論部門的5篇文章則分別觸及治事理路、君道倫常、士道擔當、吏道實踐和司法轉型等具體問題，同時兼具時空上的斷代性與延展性。舞蹈場地以下簡介之：
關于中國傳統治道的最基礎性質及其當代傳承問題，有名法學家俞榮根師長教師在接收《原道》訪談時，從儒家治道之最基礎、中華法系之結構、當代傳承之要義三個方面作出解讀。他認為，中國傳統治道的焦點要義就是“良法善治”，從儒家的角度可總結為“修齊治平，德禮政刑”，即從“格致正誠”的為己之學推至“修齊治平”的外王之道，從“德禮”教化的“德治”推至“政刑”懲罰的“法治”。他特別強調，在中國傳統治道中“德禮”占據了重要位置，禮統講座場地治法、融于法，是以中華法系宜定性為小樹屋“禮法體系”而非“律令體系”。最后他指出，中國現代法歷史長久，成績出色，我們應回采中國現代法的歷史，破解舞蹈教室中國現代法的密碼，以“禮法體系”為視角出發，探尋傳統法聰明，進而反觀并解決現世問題。
關于儒家容隱思惟在古今司法中的發展傳承問題，有名法令史學家黃源盛師長教師在專題論文中周全闡述了親屬容隱制在先秦至現代司法實踐中的“發展—消散—重現”的瑜伽教室軌跡，并高高在上地指出，古今法令運作實踐背后是更深層次的價值選擇問題，而親親相隱就是兼顧“情面”與“公義”之際最合適人道與實際的選擇，其價值值得進一個步驟探尋與沉思。
關于儒家能否及在何意義上具有“法治觀”問題，有名儒家學者姚中秋師長教師在專題論文中從對儒家治道傳統中“法治”的內涵闡述進手，指出“法治”乃儒家治道思惟的焦點內容之一。他認為，儒家所主張的德、禮、法兼修其實就是從主體與客體的分歧角度出發規范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而在當代中國只要以完全的儒家治道為本才幹實現真正的法治。
關于“德”與“法”在現代管理中腳色定位問題，有名法學家李玉生傳授和韓業斌博士在專題論文中對傳統“德主刑輔”管理思惟的成因進行了剖析，并著重指出，當今社會與傳統中國有著宏大差異，照搬傳統治道思惟已分歧時宜，但應當學習前人處理法令與品德關系問題時的思維經驗，以“法主德輔”取代“德主刑輔”，從而構成現代化的國家管理理念。
關于儒家法正義思惟的管理效能及其異化問題，青年學者賈永健博士在專題論文中對儒家法正義思惟在傳統管理次講座場地序建構中的感化提出了異議。他認為，儒家意欲以“五倫”“名分相稱”“十德”等原則與規范塑造一個“義務對等”型正義社會，但最終卻異化為“義務本位”的不公平法令軌制。
在分論各篇文章中，董宇宇對孟子的治道觀做出新的闡釋，認為孟子治道觀內在理路是以人的“活著”為立論起點，以“仁心—暴政”為最基礎取徑，以情為本進行治道的“觀”與“辯”，最終以“事天立命”精力實現從應然到必定的轉換。周東平、李勤通剖析了“德”“公”“忠”三重觀念與傳統君罪觀構成與消解之間的內在倫理規則和邏輯脈絡，為周全認識傳統君道觀和君罪論供給了新的視角。任文利則以錢穆師長教師所論為基礎，對古典士人政治成立的能夠及其基礎形態、士人當局的選舉制、士人當局的責任對傳統的士人政治進教學行了重述性探討。魏敏則將眼光繼續下沉，聚會場地以清代錢糧考績軌制為關切點，對儒家傳統“治人”“治法”方略在清代吏治實踐中的運用進行細致考核，得出傳統吏治以“治人”為本，以“治法”為用的結論。段曉彥進一個步驟將視線拉向近代，以平易近國初年年夜理院平易近事裁判為基礎素材，闡述了平易近初法政人在政治與法治轉型之際對傳統法文明的繼承與發展，并試圖從中提煉當今法治轉型的借鑒意義。
以上各篇雖然具體角度分歧，彼此觀點或異，但都體現了當代海峽兩岸老中青學人同道理解儒家治道傳統的基礎立場和尋求。我們始終認為，華夏文明源遠流長五千年，儒家思惟亦經歷千年洗禮與磨難，并慘遭晚世劇變，但作為中華治道傳統之精華，作為中華平易近族文明之要義，儒家治道傳統或謂法政思惟的精華，依然可以並且必須在“德治”與“法治”相結合的現代社會中熠熠發光。至于若何實現這一愿景，本輯專題已經做出了必定的盡力，但更有賴于社會各界的“坐而論道”與“起而行之”。
責任編輯：姚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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